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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牛酒”指牛和酒，古时用作馈赠、犒劳、祭祀的物品，在宋朝，牛酒贯穿于军事、政治、文化、饮食中，依然承担着这些作用。

牛作为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在宋朝乃至整个古代社会都举足轻重，学术界研究也多集中于经济领域。

酒同样是宋朝社会祭祀、生活等所需之物，那么两者在一起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牛酒的传承

牛酒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最初是君上用来赏赐臣下的。据《战国策·齐策六》记载:“(齐襄王)乃赐单牛酒，嘉其行。”

这是有关牛酒的最早记载，襄王下赐牛酒是为了嘉奖单的德行，这一寓意到汉朝也仍然沿用。

汉朝频见赐牛酒，其对象涉及列侯、官吏、女子百户、学生，郭俊然在《汉代赐牛酒现象探析》中总结了汉朝普赐牛酒的原因:

大赦天下，皇帝登基，行冠礼，荣归故里，祭祀天地，举冤狱，立皇子，立祖庙，设陵县，灾异祥瑞。

这10种情况都是由最高统治者皇帝来赐牛酒，多达33次，作者还举例指出当时牛酒已不仅仅用来嘉赏臣民，某种境况下甚至蕴含了问罪和救助之意。

汉朝也有献牛酒之说，这表明了皇帝对统治秩序的重视，三国时期已开始用牛酒犒赏军队，如景初二年司马懿“帅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发自京都”，诏“弟孚、子师送过温，赐以谷帛牛酒”。

晋朝受赐对象也仍然包括官吏、学生、女子百户，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冬十一月，幸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

可以看出晋赐牛酒延续了前代范围，同时赐牛酒大多仍由皇帝下诏施行，唐朝牛酒的用途、受赐对象沿用前朝，而宋朝开始，牛酒的主要使用者、受赐对象、用途发生了重大变化。

宋朝牛酒的用途

“自古帝王，以恩威驭将帅，赏罚驭士卒”，宋朝由于常年的危亡忧患及防备武将，更倾向于加重对将帅士卒的物质赏赐。

战争需要投资，这种投资大致有四个方面:环境、武器、兵源和管理，对军官和士兵的待遇也需要投资，当权者总是通过物质刺激来笼络或激励将士。

太祖收兵权即是用物质赏赐稳定权力的典型，两次杯酒释兵权展现了酒在政治军事上的特殊作用。

牛酒自古就是赏赐的一种具体化，在宋朝它也仍然用于赏赐，扮演了抚慰、激励士卒的角色。

文献中关于牛酒的赏赐也多见于军中犒赏，如“(李)继冲以牛酒犒师”、“保寅奉牛酒迎犒军锋”。

“人情忧沮，(腾)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时出金帛牛酒燕犒将士，人人为之死斗”、“而募士多市人，不能军，(李)涓出家钱买牛酒激犒之”等都是犒军的真实情况。

田况在《上仁宗兵策十四事》中提及太祖命姚全斌、董遵诲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抵挡北寇时。

定边，除了有犒赏激励的作用外，牛酒也被用来安定边界，宋朝与其他民族交往频繁，虽然战争多发，但也有缓和时期。

为了避免产生正面冲突，物质和实际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史·崔峄传》中就曾写道:“文州番卒数剽攻边户，受臣虑生事，多以牛酒和遣”，尽管这种方法太过软弱，有时成效也有限，但也是相对缓和矛盾的一种方法。

讲和，《宋史·韩世忠传》中记载了韩世忠追击李复叛军的事迹。世忠“单骑夜造其营”，进行游说，“贼骇粟请命，因跪进牛酒。世忠下马解鞍，饮啖之尽，于是众悉就降”。

从韩世忠这一例子可以看出，此时牛酒既没有赐者也没有受赐者，它承担了和解的角色。

陈埙知衢州时捉获间谍，“遣人致牛酒谕之曰:‘汝不为良民而为劫盗，不事耒耜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业，否则杀无赦’”。

牛酒从最初由君王赏赐、赏有功之人变为凡是有需求即可用，无需赏赐，也无需有功才能接受，没有了身份地位的限制，甚至在除贼寇时也可使用。

绍定二年(1229)，高谈在招抚盗寇时就送过牛酒金帛，但盗寇“遗之牛酒，不释;遗之金帛，不释”。

招降叛军、间谍、盗寇都能用牛酒，突出的是牛酒除了犒师赏赐之外的重要意义。

宴席的某种代称，牛酒最初出现虽然是牛和酒的合称，但随着其在实际使用中的传承，它渐渐成为犒赏、和解、宴席等的代名词。

咸平三年(1000)王均叛乱，丁处荣“自备牛酒宴均于谯门之上，寻毒杀其余党”，这场“鸿门宴”与“牛酒之会”相似，但此处不探析其原因结果，只分析“牛酒”这一词的引申含义。

材料只记载了“牛酒”二字，但后面的“宴”字已经表明它不仅仅只有牛酒，而是一场宴席，这种宴席更加突出了牛酒在和解时的功能含义。

元丰四年(1081)，沈括上奏军功大捷，应大力嘉奖士卒，神宗下诏:“除九月辛亥当战汉番军士朝廷已有恩赏外，本路住营家属，可因告谕之际，以经略司封桩钱办牛酒，均行庆犒”。

此处的牛酒除了有赏赐庆贺之意，同样含有宴席之意，民间牛酒所蕴含的宴席之意更为明显。

魏了翁的《水调歌头·牛酒享宾客》写道:“牛酒享宾客，焦烂列前荣”，以及宋祁《送越州陆学士》“牛酒盛夸先墅宴”等等，这些诗句描写了民间的聚会宴席，也反映了牛酒在宋朝饮食文化中的发展以及普遍性。

同样，宴会不可能只用牛酒，诗人通过牛酒刻画出的是宴会形象而非单指牛酒，但需要指出的是，民间这些牛酒已经不具有赏赐犒劳性质。

宋朝牛酒的变化

在牛酒的长期流传过程中，宋朝牛酒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牛酒的使用者、受赐对象、牛酒的实物内涵这三个方面。

这几个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当时的国情、政策和法律有密切关系的。

牛酒的使用者，从战国开始，历经秦汉晋唐，牛酒作为犒师和祭祀的重要物品，大多由皇帝或高级统治者所赐，因为这种赐往往代表着统治者的某种意图，或赏或罚。

而宋朝皇帝赐牛酒主要是为了犒军，此外关于皇帝大规模赐牛酒的情况非常少见。

明确记载皇帝赐牛酒的有两条:一是太祖曾在伐蜀时，下诏“行营马步兵士及诸道义军所经之处，长吏以牛酒犒之”。

另一条发生在宋进攻南唐的过程中，开宝七年(974)十月，“王师直趋池州，缘江屯戍皆谓每岁朝廷所遣巡兵，但闭坚自守，遣使奉牛酒来犒师”，随后池州守将弃城而走。

两条史料中牛酒都是在战时所赐，是用来慰劳士卒、凝聚军心的。宋朝不仅皇帝能赐牛酒，高级将领、普通官吏也能犒牛酒给下级，此变化与宋朝的国情、军队制度密切相关。

“古人出师，必犒牛酒”，整个宋朝先后和辽、金、蒙古以及西南地区产生过军事冲突和政权对峙，这种境况使得宋政府对军队愈加厚赏。

加之不管是在前期实行的更戍法还是后来的募兵制下，士卒的战斗能力虽低下，却非常骄纵，以致“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范仲淹就曾建议“丰以衣食使壮其力，积以金帛示有厚赏，牛酒以悦之，律罚以威之”。

上引李涓以牛酒犒师，就是由于所募士兵多是市井流亡之人，并未经过正规军事训练，战争频仍期间也只能用物质赏赐激励他们冲锋陷阵。

用劳军物资激励这些不肯冒死奋战的士卒，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战斗力低下的问题，但其影响也是不小的。

所以将领对军队的犒赏也只能是有增无减，需要频频犒以牛酒。

右监门卫将军韦进韬为人鄙吝，太平兴国七年(982)知雄州时由于没有用牛酒犒士卒，乃至“延火烧其官舍城门楼，进韬不知觉故也”，此例不仅说明当时士兵蛮横骄纵。

也说明官吏将领赐牛酒是常态，而且不仅战时用牛酒犒军，非战时也需要赐牛酒，以此来保持军队中的稳定。

结语

牛酒从战国时期初现，历经汉晋唐的传承，宋朝开始牛酒的用途、实施者、受赐对象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其实物内涵逐渐弱化。

已经不再强调具体实物，更看重的是它在几千年的传承演变过程中所蕴含的功能意义。

汉晋唐时皇帝时常赐牛酒，它既表示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抚慰，也是尊卑有别和阶级关系的反映。

牛酒在宋朝更为常见，民间家庭聚会都会用其欢庆畅饮，但它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意义及作用。

它渐渐与犒赏、讲和、定边等联系在一起，宋朝皇帝已不再是主要实施者，它从礼制化、阶级化变为了普遍化，表明渐渐成为了某种符号，更受重视的是其象征意义。

而宋朝牛酒各方面的变化与国情关系密切，它的变化是宋朝保护耕牛政策的反映，尽管这一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太乐观，但这仍然是宋朝重视文治、重视法律的体现，也是怀柔统治方式的实际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