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代是黄河上游区域甘青宁三省区城镇体系形成和完善的重要时期，对该时期本区域府县行政等级体系的发展和稳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以省府为中心地的各府县城镇空间布局特征，符合这里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有其合理内核。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至民国黄河上游区域城市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09BZS041。

作者简介：赵珍(1962-)，女，青海西宁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环境史和清史研究。

城镇空间距离是架构城镇体系的骨架，直接影响城镇格局。按照城市地理学的理论，所谓的城镇空间分布结构，是指为了保障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城市之间、城市和区域之间因物质、能量、人员和信息的交换形成的空间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之下，将彼此分离的城市结合为具有一定空间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1]清代以来，黄河上游区域①各城镇以兰州为中心分布，以若干的卫星城镇作为次中心，以堡寨村镇作为结合带，既有集中，又有相对分散，建构起独特的城镇空间分布体系。且随着行政等级在本区域的进一步划分，该体系的完善与稳固，更符合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有其合理内核。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仅就这里城镇空间距离的特征加以阐述。

一、中心地与宁夏地区城镇、堡寨

城镇间的联系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无疑一定受到“距离”的制约。分析一个城镇四至八道的里程，才能了解该城镇在空间布局中的地位，即其在一个连续完整的空间体系内的职能，以寻找该体系的规律分布理论。以中心地理论推导分析黄河上游城镇体系原本固有的空间距离特征，有其合理价值。

所谓中心地是用于城市、城镇和其他具有中心服务职能的聚居的居民点的一般用语。其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的中心地》，1933年)[2]和奥古斯特·罗希(《区位经济学》，1944年)，[3]认为一个特定的中心地，可以根据其在连续的空间体系内的地位来分类，而在该空间体系内，经济职能是与等级层次相联系的。这一理论的有力推动者施坚雅在其研究中，强调空间体系内中心地的经济职能。认为中心地的经济职能始终如一地与它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相符合，且市场体系按照固定的等级自行排列。[4]并将中心地理论引入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的研究中，阐述中国晚期城市与地方层级，以区分中心地与地方体系两个层级关系。[5]

当然，抛开行政建置的层级关系，克里斯塔勒所提出的中心地理论研究方法，不失为一种可信的办法。考虑到黄河上游的城镇研究与刘景纯所做的黄土高原研究区域有很大程度的重叠，仅借助偏离指数分析法，将宁夏地区城镇、堡寨的空间构成作为案例讨论。

必须说明的是，在对宁夏地区城镇、堡寨进行统计时的定量数据，是以乾隆、道光、光绪时期的方志资料为依据，以此罗列出府治与县治之间、县治与堡寨之间的距离，求出府治与县治之间、县治与县域所辖堡寨之间的平均距离。并以实际距离与所求出的平均距离差为偏离指数，正值为外偏离，负值为内偏离。亦必须强调的是，在计算出城治间实际空间距离数据之前，从城镇实际分布已经表明，宁夏北部地区，长期以宁夏府城为中心，其中中卫距离宁夏城中心地最远，灵州最近。再以北部城镇沿黄河右岸分布的南北长、东西窄的形状来分析，位置在西南的中卫、偏东的花马池，偏离指数一定为正值，邻近宁夏城的平罗、灵州、宁灵的偏离指数一定是负值，靠近中心地附近。宁夏南部中心地长期以平凉府城为中心，其中固原与静宁距中心地最远，偏离指数当为正值，华亭、隆德相对较近，当为内偏离，偏离指数应为负值。

如此而言，中心地讨论所关心的只有二个数据，即平均值和偏离指数。从清代宁夏地区城治的空间距离偏离指数概表可知，宁夏北部为216里，偏离指数111.2，南部为157.5里，偏离指数42.5。北部除中卫、花马池超出平均值外，其余均在此距离范围之内，其偏离负值也如实际分布现状。南部是固原、静宁超出平均距离，相对于平凉城中心地，两城的偏离指数也为正值，为外偏离。所有定量数据表明，宁夏地区南北两地所在的府城依然是两地的中心地。而相较南北两偏离指数，北部大于南部近3倍，如此的偏离度，显示宁夏后来从甘肃分出建省的地理因素。可见，定量计算，实际是用另一种方式再一次求证了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另外，由于城镇之间空间距离相对是一个恒量，宁夏南部山区相对于北部平原中心较大的偏离度依然存在，只是随着近代商贸、交通的兴起，结合行政管控有效手段，从形式上减小偏离度，使宁夏城作为地区中心地的地位加强。

当然，回溯到宁夏地区城镇始设时的军事、民族性的突出特征出发来考察，也能表现出清廷在宁夏地区所实施的一系列行政与军事管理措施的特色。如宁夏府独设满城，同治年间，固原升为直隶州，化平川厅的设置等，均为了加强控制与管理，有很强的提升行政层级建置的涵义。而相对于中心地，其中一些城镇的重要作用与地位则远远大于并超过中心地。就平凉府城与固原相较，固原的军事地位更为突出，是西北的军事重镇。有陕甘提督驻防。中卫作为连接兰州与宁夏的中间地带。经济、交通地位更突出。也就是说，空间距离的远近。只能就特定自然地理、地域环境和人文条件下考察，中心地也具有很强的相对性。研究中定量的模型和方法有可信度，但仅是对传统定性研究方法的一种补充，传统的定性分析层面依然是研究的基本方法。

宁夏地区堡寨空间分布与城镇体系形成的内在规律，亦可用上述方法类推。梳理宁夏地区城镇周边堡寨分布，大体为宁夏有堡寨21，宁朔23，平罗62，灵州36，中卫21，隆德12，平远8，海城14，化平4。相对应的平均值和偏离指数为宁夏40/15.5、宁朔63.5/28.7、平罗41/20、灵州141/86.5、中卫97.5/54.5、隆德64/41.6、平远116.7/51.1、海城120/36、化平20/10。各堡寨的方位，宁夏、宁朔、平罗三城位于宁夏地区北端，居黄河右岸，便于汲水与灌溉的需求。故宁夏城周堡寨分布基本围绕在城的南、东和东偏北。宁朔堡寨分布以城的南向为主，少数在城西、北向。平罗城周分布最多，北部占到29个，几乎达50％，其余由多到少，依次分布在东南西向。位于宁夏北部地区中段的灵州，主要在城的南、东南向，北向有少量分布。如此的堡寨空间分布，除了与黄河及北部宁夏平原水系分布与农业灌溉呈现高度一致性外，还与明代以来，边界防御的军事功能有关。如位于宁夏北部南端的中卫城，其周边堡寨主要分布在城南及偏东南，避开了北边及偏西北的腾格里沙漠，体现出对水环境的可利用性具有强烈的依赖，有明显的河流指向性。隆德、平远、海城和化平四城位居宁夏南部山区，堡寨分布依赖自然地理形态的宜居性程度更大，如隆德主要分布在六盘山以南的山麓。多位于城的西北向。而海城则主要分布在城东南，拱卫固原，军事目的更明显。

统计堡寨空间距离数据，宁夏、宁朔、平罗各城的堡寨分布与城之间距离显示最小，为10里。中卫城周边堡寨分布距离显示也是最小。堡寨与城间最大空间距离是450里，分别为灵州南部西面的同心城和东面的孙家水堡，且灵州的平均距离在本区也是最大的，为141里，其次为中卫、海城，为100里左右。最小平均距离在化平，为20里。堡寨与各城之间的平均偏离指数，灵州最大，为86.5，化平最小，为10，宁夏和平罗分别为15.5和20，中卫、隆德、平远居中，概50左右。可见。灵州的各项指标出超，即所辖堡寨中距州城的实际距离、平均距离和平均偏离指数均属前茅。显示其堡寨分布的离心率偏高。灵州作为中心地的吸引力和控制力相对偏弱。这一特点，与清代对此政区调整、加强管理事实相符合。雍正八年(1730年)，在灵州添设花马池州同，领安定堡、杨柳堡、野孤井堡、铁柱泉、兴武营和毛卜刺堡，以加强管理力度。同治十年(1871年)，对回民起事善后中，以灵州治南金积堡“距州远”而难于控制，②单独设宁灵厅，改水利同知为抚民同知，驻金积堡，直属府城，下辖金积堡、汉伯堡、忠营堡、秦坝关、红寺堡、韦州堡和同心城。十三年(1874年)，又于下马关地置平远，拨韦州、同心城属，下辖在城里、同心城、韦州城、夹道堡里、可可水里、白马堡里、元城子堡里等。③经过几次析出单设与分割重组，灵州所属堡寨由36变为15。

当然，也不能否认，在交通工具仅靠畜力，运输尚处于较低水平时期，城镇间的空间距离过大，难于驾驭控制是不可避免的。为此，清廷多次划大为小，增设行政单元与添建城垣并举，减少行政管控的松散性和填补空挡的作法，就不难理解了。

二、兰州为中心的城镇空间格局

关于黄河上游区域属于黄土高原部分的各府城所辖厅州县治所与府城之间的距离关系，在刘景纯的研究中已有涉及。④本文从清代甘肃省府所在地兰州及其与各县府层级间的平面布局做一考察。企望从高一级层次探究清以后甘省增加省城治地的必要性。同时，抛开政区层级关系，以城所在水系资源聚居分布的中心地为圆心，即沿渭水流域、泾水流域、黄河宁夏、黄河兰州、河湟西宁为单元中心，测算实际直线空间布局规律性。

兰州长期作为甘青宁的省府，不论是经济职能，还是行政层级，其中心地的地位不可否认，而仅就与周边城镇间的距离要素而言，并不是实际距离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控制管理的目的和历史时期社会开发进程积淀所致。

兰州所辖地域，东西460里，南北760里。与巩昌、西宁、凉州交界。自东而西的主要府城有庆阳、泾州、平凉、秦州、宁夏、巩昌、西宁和凉州，以各府附郭为原点，按照1/359万比例尺，计算各府城与兰州中心地的平面直线距离约数。考虑到以兰州城为中心的周围城镇远近差异，以及黄河干流与支流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取其辖境南部城镇较为密集的最远城，即巩昌府属洮州厅城治所及夏河地方加以考察。详见表2。

以上所选城镇方位布局，主要位于兰州的东、南和偏东南，计有7个，西、北为弱，西2，北1。正东的庆阳最远，为714里，其次为宁夏。永登最近，为175里，其次为陇西。相对应的偏离指数，永登为最大的内偏离，其次为陇西，向心力较强。而庆阳为最大的外偏离，宁夏居第二，离心力最大。距离相对居中的是平凉、天水、西宁。

在政区划分上，庆阳虽隶属甘省，但实际距离相对兰州中心，是最大的外偏离，属于兰州中心的边界地带，与陕西相邻，居泾水流域的上游。所以，这里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兼有甘肃、陕西之风格，是本区受东部农耕文明影响较深的地带，历代中央王朝的管控力度较大，社会发展较为稳定。同样，宁夏城治地相对于兰州中心地而言，属于兰州中心的北边，尽管有黄河结带，但地域的独立性较强，且又是农耕、游牧文化的交汇区，多民族集聚，文化多元性强，历史进程中有别于兰州中心。所以，清代以后的甘青宁分治，体现了城镇发展进程的客观需求性。再说永登。自清代以来，行政隶属于河西走廊凉州府辖，是凉州府的边界，却是兰州中心的近邻，因而，在后来的建置变革中，划为兰州辖境。

另外，平凉、天水和西宁，相对于兰州中心地而言，在历史进程中，也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是各自区域城镇发展的中心。平凉和天水由于受地域空间及文明程度的影响，周边城镇相对密集，发展受到限制。而西宁由于位在河湟谷地，空间广阔，以城为原点，向北向西发展，成为清代以来新建城垣最多的地区，且在后来的甘肃分省时，一跃而成为省府。尤其是近代商贸发展和交通的沟通，缩小了城镇间原本适中的距离。加强了城镇间的联系，起到纽带和桥梁的作用，属于兰州中心地城镇体系形成中的核心城。

当然，位置偏西南的洮州和夏河，尽管空间距离也居中，为内偏离。但是，由于这里为典型的民族聚居区，经济方式农牧兼营，加之清代以来行政建置的推行和管理力度相对薄弱，以及交通道路连接受限。社会发展独特，呈现出别样的城镇特色。夏河也因拉卜楞寺的发展，而独立成县，也是这里少有的没有城垣的城镇。

如果再将兰州作为今甘肃省境的中心地来加以考察，仅就方位而言，城镇空间分布依然呈现出东、南、偏东南的城镇密度较大，西北相对为弱的特点。统计以兰州为中心的甘肃部分，有城镇39个，⑤其中，东部的庆阳、平凉区有城镇13个，天水区5个，临夏区7个，共25个，占到总数的64％，尚不包括兰州所在靖远区的6个，仅占到总数的15％强。在64％的城镇中，除去临夏区7个之外的其余18个城均位于兰州之东的泾渭流域上游。城镇空间距离较近，分布密集，不论是驿站道路，还是近代交通，都四通八达，较为方便，城镇体系稳固。如泾水流域上游的平凉中心区，有崇信位居泾州直隶州本境的西界，与平凉府界东接。自崇信东南有灵台，相距20里，东北至泾州界30里，自崇信往平凉府接西北平凉县界30里，相互空间距离也就一日的途程。距离较远的城镇之间，也必有较大的堡镇作为接点。如自崇信西行至稍南的华亭界，有120里，期间就有赤城堡等居间。⑥整个平凉府自西界静宁至东端平凉，也仅有230里，自静宁往北，距隆德90里，固原170里，往南至天水210里。⑦

相较于陇东地区而言，兰州以西的城镇分布相对稀疏，相互之间的空间距离较远。如在兰州的西北部，从永登东至古浪大靖堡界260里，往南至兰州沙井堡之新安190里，向西至碾伯冰沟界150里，北至古浪安远界150里，东南至兰州镇虏堡界140里，西南至土司红古城界190里，西北至土司连城界150里。东北至兰州红水堡240里。[7]

由是，可以说在今甘肃辖境，尽管政区划分上以兰州为中心，但在空间距离分布上，又呈现出独立的三个中心，即为兰州、平凉地区、甘肃南部，分属于黄河、泾渭水、洮河、大夏河流域。总之，黄河上游区域各主要中心、次级中心城镇区的形成，与本区城镇发展进程、人文聚集特征及与自然水系分布相关涉，且更加密切，为多种因素相互叠加交织所致。

三、主要城镇与堡寨空间分布

堡寨设置起初，多为军事驻防目的，在后来城镇发展中，成为城镇空间走向的中间带，城镇发展的辐射区。美国学者万斯()称其为“塔堡城镇”，认为其设置目的“在于维持社会安宁，组织、控制和征收乡村税赋”，而“本身就是一个市场或一道军事防线”。⑧当然，中国的边堡起初并不存在征收赋税的任务，但待其转型为村庄市镇后，才担负起这一功能。清代黄河上游区域的堡寨在地理位置和资源利用上是府县城存在与扩展的基础，也是府县城人口增长和商贸经济发展的储备地。其初设的目的，又往往在于护卫城池，守望相助，与纳赋缴税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清代以来的地方文献中，有许多相关方面的记载。如“金县属内与皋兰连界之村庄多以营堡为名”，[8]“村堡为一县之环卫，社堡尤为众村之环卫。永登地方辽远，人烟丛集，或数百家为村，或百余家结社。星列棋布，小大相维”。[9]大通县志的作者，对城镇之间普遍存在的堡寨与中国传统的邻里居住格局加以阐释，认为“周制，分里连乡，八家同井，凡使人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用意深矣”!堡寨就是这一模式的延续，“而无悖于古者，其为寨堡乎!”“寨堡或连村结室，或筑垣如城，人民聚族而居，亦相友相助之遗意也”。这是堡寨功能的一层意思。那么，还有一层意思就在于“况西北地方寥(辽—引者)远，道路梗塞，一旦有变，国军应敌不能随请随至。故人民自相捍卫，不得以此为便利，质是知寨堡之关系，亦因地制宜之大要矣!”[10]表明了堡寨于军于民的直接功能。堡寨营镇的存在和变化，对黄河上游城镇体系的建构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康熙年间，甘肃所属金县城外的四面，有属堡18个。就方位而言，城北7，城南4，西面、西北面分别有2，东面、东北、东南各1。从各堡与县城的距离来说，最近的即位于县城南、北郭外的南关堡、北关堡。其次，距离5～15里，有6堡，30～60里的有7堡，120-160里的有3堡。[11]

洮水流域的洮州厅，距离岷县城较近，与碌曲、迭部距离较远。其城内经济、与外界的联系等地方运转各项事务，都不能脱离城外四周分布的堡寨。洮州城外的堡寨，被当时人看成是“民间之散堡”，其与周边的交通要路相连。又连接墩堡关隘，功能上兼具军事与民事双重性。洮州城四面八方所设有的堡寨，共有232个，⑨其中城东51、南路33、西路45、北路55、东南路21、东北10、西北5个，均以距离城的里程远近而分布。当然，在洮州城四周，除了“民堡”外，还有许多“要堡”，分布于城西、东两方四五十里至六七十里不等的交通要道、军事关隘处。

有些堡的修筑，起初也完全是应一时军事之需。如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事，庆阳地区为避战乱修建了许多堡。人们以村或族为单位，据险修堡，堡内挖窑洞作为临时避难所。又如庆阳的华池堡子咀、谷家大堡子、郭家堡、米家堡、石家堡、赵塬堡子、西峰区堡子、路家堡、镇原新堡、马堡。环县的陈家堡子、大寺堡子、小堡沟、大柴沟民堡以及镇原东北的姜家洼堡等。[12]堡内的窑洞宛若蜂房，形似营垒村寨，被当地人称为“堡子窑”。发展后期，民堡的功能则更强。大通县的堡寨即属于民堡的一种，清末民初时，有堡寨33个。其中河东有6堡，为当地人们“生聚”之要区，河南10堡是富庶之区，河西8堡物产丰富，河北9堡土壤肥美。[13]

当然，清初，堡寨的军事功能更胜一筹。康熙时期，湟水流域的碾伯所城尚处于军事地位高于行政职能的时期。清廷为便于控制居于此的蒙藏与农耕区汉回等族，绕城建若干堡寨。如所治东境有水磨堡等17堡，南境有冈子堡等17堡，城西境有旱庄等3堡，北境有6堡，东南境有洪水堡等62堡，西南境有七里堡等9堡，东北境有卯寨沟庄等4堡，西北境有祁土司祁家堡等5堡。[14]所设堡寨数量分布，并非按一定的规律，而是四方所设不成比例。碾伯南部及东南接界的巴燕、循化，所设庄堡最多，西境往西宁府界最少。如此分布，与此处固有的地理形胜无不关系，更取决于行政管控推行的力度和治理程度。如其时巴燕、循化地方处于多民族交界的边地。南部和东南部的农耕文明程度还相对较低，居住人口生产方式尚处于游牧向农耕转化的初级阶段。后伴随人口的不断集聚，成为城镇势力东南向发展的基地。

宁夏境内主要军事营堡集中在府的北部，随着社会管控程度的变化，军事防御堡寨或废弃或转化。经对乾隆《宁夏府志》和《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所记载的城堡及占地规模统计。除了宁夏满城具有原本的特殊性，城垣规模最大，周有7里5分，其他营堡的规模不一，表现在盐茶厅的西安州城堡规模较宁夏满城次之，城周5.6里。玉泉营堡、兴武营堡、广武城堡、新营堡4营堡规模在3～4里左右。城周2～3里者有洪广营堡、清水营堡、惠安堡、韦州堡、枣园堡和沐家营堡，占地规模均小于满城。大多数营堡的城周在2～3里之间，占50％。基本以能够满足军事驻防为宜。另外，32个城堡中，与各中心城镇的距离，除了未标明里程的1个外，在90里以上的有18个，70里以下的13个，分布置于各城镇中心周边，以达到拱卫的目的。

堡城的占地空间一旦不能满足官兵驻扎的需求时，倘若军事位置重要之处，尤其位在重要的多民族交界处或管控的松散区，也会适时地增筑扩建城垣。如黄河九曲的循化营地，明代为防御蒙古的前哨，故初设的缘故为“地近番、撒”。康熙十一年(1672年)时，随着循化地方的重要性更增强，由河州副将往来游巡驻防。起台地方也因为是十分重要的军事驻防之处，于万历年间，筑有起台城，置守备驻防。明清之际，守备内移至双城堡。乾隆三年(1738年)，黄河“蒙番”纷争不断，兵部令起台堡守备仍归起台城原汛驻扎，但由于“堡城窄小”，准予在旧堡之外“接筑关厢”。建造衙署兵房。后因堡城“四面皆有壕沟，难以接筑”，遂令河州地方在原堡城东门外勘地兴筑。[15]

在城周向外延伸地方设置关隘，起初也是为军事防御的目的。明末清初，在黄河九曲蒙藏游牧之地，设24关，散布在河州所属的循化城外。其中以老鸦关最为重要，其次为积石关，而土门关则以大夏河流域藏族繁盛后渐趋重要。[16]重要的交通要道、交通供需路口，也设有军事性质的关隘。如在固原和隆德之间有瓦亭关，位在平凉西90里，由此北行80里至固原。西南行50里至隆德。固原为赴宁夏之道，隆德为行兰州之道。瓦亭关有城周3里之土城，城内设兵营，有二三商廛马店，主要为来往的商旅提供马匹。[17]所设关隘，直到清末民初时，名称依然保留，只不过其军事防御功能减退，在关之地，已经被编入行政管辖区内。

有时候，城镇之间空间距离范围内行政管控模式的选择和设置。与人口密度相关联。里的设置就属此类。如明嘉靖年间以前，河州卫城所在的区域内，划分里甲进行管理，依照人口多寡，分有45里。入清后的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前后，人丁减少，里甲数减至31里。[18]再如甘肃东南部的会宁县，原额里甲16里，明正统二年(1437年)，置靖虏卫，分北境军户以属，而县属编户减并12里，⑩入清后，管控巩昌卫之东南北三路。又划拨增加临洮、兰州两卫及兰州厅的吴百户、秋百户所辖人口约200户，使得会宁辖境扩大。至乾隆九年(1744年)，又将周边里甲按照庄村的模式划分管理，仅会宁本城就有48庄村。[19]

铺也是存在于城镇之间的主要空间连接带。庆阳县内的白马铺、十里铺、三十里铺、四十里铺等多沿马莲河及其支流沿岸分布。这里地势平坦，便于交通，又靠近水源，取水方便。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其他零星分布在庆阳府境内的还有草滩铺(庆阳)、五郎铺(西峰)、卅铺(庆阳)、蒿咀铺(合水)、郭铺(宁县)、山沟铺(环县)、秦铺(镇原)、五里铺(西峰)等。据乾隆《合水县志》对铺的记载可知，境内铺舍线路的构成是与当地的村庄、集镇及驿站等其他邮传设施结合而完成其中转使命的，并且是按照“国野之道”基本标准设置，直至清末，道路交通仍畅通无阻。[20]

清代在黄河上游西部新建的一些城周还设有乡的单元。位于日月山垭口之处的丹噶尔城，是以西宁城为中心向西辐射的边界，为城镇体系西向牧业区延伸的起点。当然，其城外四周各乡堡庄的分布，也是支撑该城发展的重要条件。丹噶尔本城以外，“土人概称为四乡，实则正北无所谓乡也”。光绪末年时，仍以四乡划分。其东、南两路，分别称为东乡(位于城正东的西石峡内，东北与河分界)、南乡(城正南)，西路以河南为正西乡(临城河南)，以河北为西北乡(西城门向西北)。乡与各庄的距离平均在10～20里之间，少的三五里，多的二十多里不等。(11)各庄中，还筑有作为防御工程的团寨，大部分为同治、光绪两次回民起事中所筑。如蒙古道庄团寨，距城南5里许，同治年间所筑，仅“容小户十余”。光绪二十一年(1894年)筑的纳隆庄团寨，在城西南5里。[21]

当然，在城镇以外的地理空间，除了上述的以堡寨为主的几种形式单元分布外，还有墩塘、营汛等类型的或军事或传递信息的联络点分布，共同构成城镇网络空间格局的组成部分。这些属于城乡结合部的区域，为城镇的长期发展所起的支撑作用是城镇研究中所不能忽视的。不得不说的是，进入民国后，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伴随行政隶属变动频繁，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对城镇及周边所辖以区、村的形式加以管理。也就是所谓的区村体制，是城镇管理体系的衍生，为县治中与城媲美的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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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民国)甘肃省志[A]//稀见方志(第33卷)[C].67～68.

[18](康熙)河州志，卷2，田赋·户口附·里甲[A]//稀见方志(第49卷)[C].543～544.

[19](道光)会宁县志，卷之二，舆地志·里甲[A]//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8册)[C].51～52.

[20](乾隆)合水县志[A]//稀见方志，第44卷[C].77.

（原文刊于《青海民族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