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初年，吐蕃在中国西南的青藏高原地区崛起并不断向外扩张，从西北至西南对唐朝构成了巨大威胁。

为应对吐蕃在滇西北地区的影响，唐积极扶持六诏之蒙舍诏统一六诏，建立南诏。

同时，为加强对川滇等西南地区的管理和统治，开元七年（719年），“置剑南节度使，领益、彭等二十五州。”

“西抗吐蕃，南抚蛮獠”是剑南节度的主要目标。

剑南节度使的作用

之后的剑南西川节度，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加强，更有针对性而已。节度使制度是唐朝的重要职官制度，节度者意为节制调度。

节度使由朝廷赐以旌节而得名，是一个军职，具有“得以军事专杀”的权利。

在这个体制下，节度使是代表唐王朝的最高地方军政长官，是王朝大政的具体执行者，具有较广的权力涉及面。

鉴于吐蕃的威胁，仅凭剑南节度或剑南西川节度，实难以完成西抗吐蕃之大任，如何扶持、处理好“蛮獠”关系是整个棋局的关键。

南诏的建立，是唐王朝“西抗吐蕃，南抚蛮獠”这一战略的产物。

但在处理南诏关系问题上，常常发生偏离战略主线的情况。

南诏与唐朝的关系，经历了扶持壮大、叛唐、归唐、分合反复等复杂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剑南节度使或剑南西川节度使们承担着相同的任务，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进而影响着两者关系的走向。

这种不同的作用和结果，难免受唐、吐蕃、南诏政治角力的影响。

然而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与节度使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关系。

统一六诏时期

唐朝助南诏统一六诏，并于公元738年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

在这一时期中，作为剑南节度使的王昱，是处理南诏与唐关系的主要官员，并为两者关系的友好往来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资治通鉴》记载：“以……太仆卿王昱为剑南节度使。”有学者认为，王昱在开元二十一年被任命为剑南节度使。

控制西南“蛮夷”地区是唐王朝的主要策略。

皮罗阁统一六诏首先从灭越析诏开始。

开元中，剑南节度使王昱介入越析诏与“白蛮”之间的矛盾，后将越析诏之地并于南诏，使之管理。

在王昱的帮助下，南诏灭越析诏后，又征服浪穹、邆赕、施浪等所谓的“三浪诏”。

开元二十六年，南诏统一五诏、并灭西洱河蛮的目的正式完成。

唐开元末年的云南经营，得益于王昱。他扶植蒙氏，使之“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

王昱还出兵安戎城，致使吐蕃无暇顾及姚州，南诏可全力进行统一六诏的任务。

最终，王昱因败于安戎而贬死，张宥代之而为剑南节度使。

随着势力逐渐扩张，在南诏野心不断扩展的同时。

剑南节度使及下属姚州都督府的非理性行为，最终导致了两次天宝战争，南诏终走上不得已的“叛唐”之路。

“叛唐”时期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定都太和城，羽翼日渐丰满，唐与南诏扶持与被扶持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正当此时，剑南节度使也在更替之中，因节度使的个人行为导致南诏与唐关系逐渐开始恶化。

在这一时期，对南诏与唐关系影响较大的剑南节度使有章仇兼琼、鲜于仲通、杨国忠三人。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章仇兼琼取张宥而代之为剑南节度使。

章仇兼琼深知唐朝势力难以控制滇东地区，于是开始筑路，欲置安宁城。

章仇兼琼的开路之举不仅未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引起群蛮投向南诏，促使南诏势力扩大。

这也是南诏之所以敢于叛唐的重要原因。

章仇兼琼的筑路之举，造成群蛮团结，安宁被攻陷。当时章仇兼琼被唐玄宗所信任，因而将一切过错归之诸爨。

此时唐、南诏、诸爨三方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在此情形下，玄宗仍令蒙归义进讨，最终使南诏势力成功渗入两爨。

此一失误导致两爨混乱，爨氏归心于南诏。

推其原因是玄宗听信章仇兼琼之言，强行进入滇东，同时使得南诏介入此地，势力随之大增，并为南诏日后叛唐创造了条件。

后章仇兼琼官升任户部尚书，剑南之事转为鲜于仲通。鲜于仲通曾任为剑南节度使张宥的剑南采访支使。

后积极为章仇兼琼献策，并致力于云南经营，屡次被委以重任。

天宝八年（749年），唐朝以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当时，南诏实力渐渐扩大，其武力扩张已成大势所趋。

于是，唐廷“遣节度鲜于仲通等三路出师讨之”。

《新唐书·南蛮上》云：“鲜于仲通领剑南节度使，卞忿少方略。”当属那种智谋不足、急燥冒进之人。

此时，唐伐南诏主力在于鲜于仲通。南诏遣使请求“幸容自新”，但鲜于仲通不仅毫不理会，而且继续向其进攻，南诏与唐渐行渐远。

南诏转而向吐蕃请求支援。在吐蕃军队的援助下，“唐师大败，仲通仅以身免”。于是，南诏开始依附吐蕃，逐渐反抗唐朝。

虽然鲜于仲通全军覆没，但由于杨国忠时兼兵部侍郎，且感激仲通知遇之恩，所以掩盖此次失败，仍让其任剑南节度使。

在第一次天宝战争中，不但唐军大败，南诏也完全倒向吐蕃阵营。

南诏与唐因两爨已处于战争状态，唐代西南局势岌岌可危。唐在天宝十载丧军于云南之时，杨国忠仍在京师。

天宝十载十一月，杨国忠兼领剑南节度。就在这一年，南诏“遂北臣吐蕃，吐蕃以为弟。夷谓弟‘钟’，故称‘赞普钟’，给金印，号‘东帝’。”

南诏与吐蕃成为一体，公开与唐朝决裂。

这位新任的皇亲国戚，含功造事，欲以战功满足私利，却将军国大事如同儿戏。

至天宝十一年，唐军仍未能有所行动。

天宝十三年，自以为兵强马壮，劳师远征，结果唐军再败，李宓沉江，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完全破裂。

“归唐”时期

天宝战争后，唐王朝西南地区形势更加危急，为求应变，唐至德二年（757年），“又分为剑南东川、西川，各置节度使”，剑南西川节度应运而生。

时西川彭州刺史高适上疏论其形势曰：“剑南虽名东西两川，其实一道。”

但实际上，剑南西川节度在承袭剑南节度的基础上，更加专注于川滇地区事务及破解西南危局。

在此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更换频繁，主要有崔光远、高适等。

广德元年严武充任剑南节度等使仅一年有奇，郭英乂继为剑南节度使。

后因郭英乂造成剑南大乱，唐于大历元年（766年），令杜鸿渐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唐代宗大历二年正月，唐廷分剑南为东、西两川。

次年七月，朝廷又以崔旰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后又以张延赏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经过二十年，唐在西南的不利局面逐渐扭转，南诏与唐的关系也由敌对走向和缓，以至“归唐”。

在这些节度使中，尤以韦皋所起的作用最为关键。

贞元元年（785年），“德宗乃使韦皋为剑南节度使”代张延赏。

韦皋至滇后，“招抚境上群蛮”，以此来阻隔吐蕃势力。为达到削弱吐蕃之目的，韦皋首先透过东蛮以招徕南诏。

因为韦皋深知南诏也利用东蛮，以此探测唐朝的态度。于是，“（贞元）四年，皋遣判官崔佐时入南诏蛮，说令向化，以离吐蕃之助。”

《册府元龟》载其事云：“剑南节度韦皋招诱之，始弃吐蕃内附来朝。”

事实上，韦皋派崔佐时说服异牟寻，也颇费周折。

初南诏尚不敢公然背叛吐蕃，后韦皋成功离间了南诏与吐蕃的关系，使南诏不得不归唐。

韦皋与东蛮大败吐蕃，断绝了南诏与吐蕃的往来，使南诏认为叛吐蕃归唐有百利而无一害。

此时的南诏，虽有心归顺于唐朝，但迫于吐蕃的压力，仍举棋不定。

贞元五年，韦皋再次与南诏联系。又过一年半后，韦皋知南诏有归唐之意，故于贞元七年遣段忠义出使南诏。

在贞元九年唐朝复破吐蕃后，南诏于“贞元十年，三使悉至阙下”。“朝廷纳其诚欵，许其归化”。

于是，韦皋派遣崔佐时与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史称“苍山会盟”。

南诏完全归附唐朝后，双方联合对抗吐蕃。韦皋“招徕南诏，屡破吐蕃”的招抚工作，至此彻底完成。

长庆三年（823年），杜元颖为西川节度使。太和三年（829年）南诏陷嶲州、遂寇西川，杜元颖因难以控制局面，朝廷乃以郭钊兼领西川节度使。

郭钊与南诏首领关系修缮，于是南诏撤退，朝廷授其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郭钊与南诏的立约，使得唐朝边疆暂时未受到干扰。

太和四年，郭钊以疾求代。十月，朝廷以李德裕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因李德裕筹边备、精器械、练雄兵，因而南诏归还唐朝百姓。

西川自李德裕备边以后，南诏三十余年未侵扰剑南，这也使得两者都有和平环境进行发展。

“叛服无常”时期

九世纪中叶以后，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又开始紧张，进入“叛服无常”的时期，直至唐与南诏相继衰亡。这种局面的出现，与节度使的作为或能力有关。

大中九年至咸通元年（855年—860年），杜悰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他上书请求节减南诏到唐的使团人数以及到成都的学生人数。

因此二事，遂致“南诏丰祐怒，其贺冬使者留表付嶲州而还。又索习学子弟，移牒不逊，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

咸通四年春，因南诏攻陷安南，故唐集中全力收复安南。但在西川境上，因唐西川节度使令南诏无隙可乘，所以双方未发生重大冲突。

此一时期的西川节度使，自咸通五年至七年为李福，其人不足责；自七年至九年为刘潼，是人处事有方，边夷悦服。

在此阶段，南诏与唐朝基本维系着和平的关系。

在咸通年间，唐又在西川地区设定边军节度，主要负责西川节度的防边任务，以李师望为节度使。

李氏“营利无厌”，边事不得安宁。当唐朝释放南诏囚犯后，南诏遣使来谢。

李师望激怒南诏，杀害南诏使者，制造了两者间的矛盾。唐与南诏短暂的和平形势，因李师望的个人利益破坏殆尽。

虽然他只是短时间的任职，但对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直至被高骈取代才减弱。

在很长一段时期，唐中央对南诏的政策始终变化无常。

至乾符五年年底，南诏使者到达唐朝，一为和亲，另一为“为弟而不称臣”。

唐可能两方面都不许可，故由西川节度使崔安潛回应之。至于和亲之事，当时因黄巢起义，帝“乃以宗室女为安化长公主许婚”。

时隆舜派遣宰相迎公主时，“高骈自扬州上言：‘三人者，南诏心腹也，宜止而鸩之，蛮可图也。’帝从之。”于是鸩杀南诏使者，和亲之事始终未果。

南诏灭亡后的五年，唐朝也消亡。

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也因两个政权的灭亡，走到了尽头。

“西抗吐蕃，南抚蛮獠”是唐王朝治理西南边疆地区的策略，剑南西川节度是这一策略的实施机构，而具体的执行者是节度使们。

综合而言，剑南节度使的主观因素和个人品格在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中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不但表现在晚期，在南诏和唐朝的整个历史关系发展进程中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