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凤翔八观”，即：秦刻“石鼓”，秦碑“诅楚文”，王维、吴道子的画，杨惠之塑的维摩像，东湖，真兴寺阁，李氏园，秦穆公墓，都成了苏轼咏歌的对象。其中，以《石鼓歌》最为动人，诗中先写他在孔庙见石鼓的经历和石鼓流转的过程，兴起无限感慨，他最后写道：

“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

细思物理自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

苏轼关心民瘼，似乎一生都在跟水打交道。他不是治水，就是抗旱，不是操心城镇的用水，就是记挂挖掘运河和水井。因为在农耕时代，水和老百姓生死攸关啊！他到凤翔的第二年，就遇到了关中大旱，眼看地里的庄稼渐渐枯萎，老百姓忧心如焚，富有责任感和同情心的苏轼，涉过渭水，登上太白山，向神祈雨，一次不行两次，十天不行一月。太白山神不灵验，就到别的寺庙祷告。终于有一天，他同太守从真兴寺求雨归来时，天上突然乌云密布，诗人文兴勃发，不禁祷告说：“府主舍人，存心为国，俯念舆民，燃香霭以祷祈，对龙湫而悬望，伏愿明灵敷感。”随后，居然大雨滂沱，三日不止。这时，大地复苏，一片葱绿，凤翔府欢声遍野。苏轼喜不自禁，便修亭以示纪念，以“喜雨”为亭名，以《喜雨亭记》为题，写出一篇优美的散文，描述了人们欣逢天降甘霖时的欢乐景象：“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然而，苏轼没有把这场救命雨看成什么人的功劳，甚至皇帝都不是，而是大自然的伟大赐予。他的这篇文章以歌结尾道：“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这种唯物主义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这说明他的向神祈雨，对天祷告的举动，无非是为表达他心系百姓而略尽人事罢了。

苏轼在凤翔仅几年，便离开了。从此，这位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旷世奇才屡遭打击、诬陷和排挤。早年，他有志于“尊主泽民”，“致君尧舜”，决心改革朝廷的积弊。但是，他和改新派领袖王安石的主张相左，自己又不甘心寂寞，便上书宋神宗，反对王安石变法，一直遭到新党的贬斥。宋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司马光等人重新执政，不分青红皂白，把新法说得一无是处，“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苏轼很不以为然，他反对旧党否定一切的作法，遂与旧党发生矛盾。这样，他既不见容于新派，又不得志于旧党，成为北宋政坛上没人待见的一位荷戟之士。从此，他身如卷蓬，先后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尔后又遭贬黄州、惠州、儋州，受尽精神上的折磨和生活上的艰难。于公元1100年，已经六十四岁的老人才遇赦北归，第二年，便在常州逝世，后追谥“文忠”。

近一千年来，凤翔人民极为珍视苏轼经营过的这处文化遗产。历朝历代有修建和扩大。如今，这里柳荫夹道，花香袭人，总面积已达210亩。

东湖分内湖和外湖两部分。亭、台、楼、轩等建筑，主要分布在内湖。穿过“古饮凤池”月门，经过两段石桥，一条花径，迎面矗立的断桥亭、春风亭、宛在亭、鸳鸯亭、会景堂，参差错落，亭榭之间，有纵横交错的曲桥勾栏相连接，极有韵致。人们在亭榭内装饰彩绘，色彩绚烂，书写的诗词楹联，光披四野。

湖的西南岸有望苏亭，人们登高远望，据说还依稀看到苏轼的背影，表达了人们对苏轼的深深的怀念。东岸建有洗砚亭，传说苏轼曾在这里洗他曾用过的“天石砚”。此外，座落在古树花丛中的来雨轩，可听雨观雨；登上独立挺拔的一览亭，可以观览全县的风景。

东湖的外湖修建的空濛阁，是东湖内最雄伟的建筑。远远望去，湖光潋滟，树影婆娑，极富诗意。东湖的北岸有一处颇具规模的苏公祠，分别辟有展室，介绍苏轼的生平事迹，珍藏着苏轼诗文字画。

喜雨亭、凌虚台，座落在十米高台之上。亭内分别竖立着两通碑石，镌刻着苏轼当年在凤翔写下的《喜雨亭记》和《凌虚台记》两篇脍炙人口的散文。

在苏公祠附近，还有一处建筑，内建约长200米的碑廊，镶嵌着苏轼的真迹石刻：松、竹、梅、兰绘画及部分墨宝，笔势雄健，思想超迈。尤其是他临摹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名画“刘海戏蟾”，笔法老到，栩栩如生。

明、清文人学者纷至沓来，多有题记。现立在碑廊里的诗词楹联碑刻150多通，其中有清朝的著名诗人王士祯和著名学者毕沅的诗碑。王士祯是应约来到东湖观览的，他怀着对苏轼的一片深情，写下了《再集东湖拜东坡先生祠》诗，他写道：

“复有东湖约，来当春暮时。

凉风散古柳，微雨洒清池。

自识龟鱼乐，何殊濠濮思。

仙翁去千载，彷佛下云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