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龙泉文史资料》，作者唐巽泽，原标题《我在龙泉任职的陈述》。

正文

我出任龙泉县县长之前，在浙江省建设厅任合作科科长。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受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及建设厅长伍廷飏的调遣，到龙泉任职，至一九四O年九月廿二日，黄绍竑根据伍廷飏的请求，将我调回建设厅任合作事业管理处副处长。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接着上海也展开了“八一三”抗战，日本侵略军在金山卫登陆，浙江杭加湖一带时局转紧。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以战时精简为名，下令各级合作人员一律裁减。我为了另找出路，和当时担任浙江合作促进会总干事的徐由整，于十一月间同到诸暨，想联系一些合作社，准备于日军进犯时，在那里打游击。

徐由整原名世纲，是我一九二五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中学部的同班同学，那时我就知道他是CY(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一道参加过当时的一些爱国运动。一九二六年冬寒假分手后就一直没有见到过他。相隔十年之后的一九三七年，我在浙江省建设厅搞合作工作，因事去金华，在肖山火车站意外地与徐由整久别重逢，在彼此交谈中得知，别后他曾被国民党关押投进监狱七年多，不久才获释，眼下尚无工作。后他来看我，说我搞的合作事业是纯经济，是改良主义，劝我把合作事业和抗日救亡结合起来，并介绍看《中国农邨》杂志，我就邀他到省合作促进会任总干事。

这次我和徐由整同到诸暨后，适“流动剧团”在诸暨宣传演出。徐告诉我，他和剧团里的一些人认识，都是搞救亡工作的，有的还是监狱中的难友。一天晚上，剧团演毕后,我在剧场的后台，由徐介绍，会见了该团的负责人及主要演员刘梦壬、刘保罗等。徐事前曾对我说，这个剧团是抗战爆发后，由杭州某个民众教育单位出面组织起来的，其成员是一批热心抗战救亡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已流动演出了好些地方，成效很好，但政府当局认为他们人员复杂，不予支持，眼下经费拮据，难以维持，徐意由合作促进会给予帮助，所以介绍我和他们见面。当时，因省建设厅紧急撤离杭州，迁驻金华，有关“流动剧团”之事未作研究，我就和徐由整匆忙赶赴金华。

到金华不多天，突然宣布改组浙江省政府，由黄绍竑重来浙江任省主席，伍廷飏重随黄来担任建设厅长（黄曾于两年前第一次出任过浙江省政府主席，因与地方顽固势力CC派和复兴社都有矛盾，没多久就被联合攻走，伍在黄手下任省建设厅长）。他们离开武汉来浙路过金华时，我曾到火车站欢迎，黄、伍等下车在车站发表谈话，表示要“刷新浙江政治，动员全省人民抗战”。伍问我作何打算，我说准备到诸暨一带打游击。伍告诉我，这次随他们同来的有个“回乡服务团”，都是些在武汉搞救亡工作的江苏、浙江籍青年，亚约我到杭州细谈。第二天，我就和徐由整二人从金华去杭州见伍。伍要我对抗战工作提些意见，我和徐商量后，即由徐起草了一份书面材料，大意说，全国一致抗战，浙江地处前线，反对朱家骅的逃跑主义，建议：（1）组织有志抗日的爱国青年，成立政治工作大队，宜传抗日，发动和组织民众；（2）成立抗日自卫军，发动人人参加抗战；（3）只城沦陷，县政府不能撤离县境，要开展游击，守：有责;（4）发展战时合作事业，保障人民生活，打击奸商发国难财。意见书交给伍廷飏后，第二天伍对我说，已送给黄绍竑了，並说黄认为上海沦陷后，敌人肯定将会很快对我发动大规模进犯，杭州等重要城市不易坚守。为了长期打算，决定将建设厅迁驻丽水，亚委派伍到丽水负责建立浙江省抗日后方根据地。接着，我随伍一道到金华做搬迁工作，不久又在丽水成立了“浙江省战时物产调整处”。这时，物产调整处到了许多从武汉来的救亡青年，也有从上海、杭州撤退下来的。

到了十二月下旬，伍对我说，黄绍竑要他选派几个人到云和、龙泉、遂昌担任县长，他要我去一个县，並说还有建设厅的秘书陆希澄和“回乡服务团”中的泮一尘各去一个县。为此，我找徐由整商量，徐认为龙泉过去红军有基础,到那里比较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我向伍回复后，就决定我到龙泉，陆到遂昌，泮到云和。接着，黄亲自找我们谈话，说到形势紧迫，希望我们能多带些青年人去宣传群众，争取六个月内把群众组织起来。此时，徐由整告诉我说，“流动剧

团”快结束了，可以去找一些人同去龙泉。我要徐去金华联

系，果然“流动剧团”很快就有一部分人来到丽水。他们和“回乡服务团”的人员一起，都住在战时物产调整处。根据部署，三县人员于一月初分头出发。

三县人员出发前，我们曾共同拟订了一个“三县施政纲领”，主要由徐由整执笔，经过三县人员开会通过。据徐由整当时告诉我，他是以中共抗日十大纲领为样版而起草的，内容也是十条，主要是动员民众，组织抗日自卫武装，公平征兵，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实行二五减和，开垦荒山荒地，细织合作事业，改善人民生活，推行抗成教育，严惩汉奸，惩办贪污等。

我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正式接任龙泉县县长职务的，“流动剧团”来的人和徐由整先我两三天去龙泉，他们中有邵荃麟、俞坚、舒文、黄灿、张三扬、葛琴（女）、王云璋（女）、曹华、王朝闻、丁浩、苏星（女）、杨萤（女）、阮秀平、晏卓、屈品生、骆梦雷（女）、骆静婉（女）、骆静美（女）、陆谷初（女）、吴士鸿等。后来，再通过他们的关系陆续来龙泉的有杜大公、杜毅贞（女）、周鸣剑、刘凤英（女）、李明、毛晶如（女）、孙影（女）等。此外，我还带了一批从杭州、嘉兴地区撤退下来的和原在建设厅工作的合作人员如王德建、范达枚、彭定爵、刘照黎、董启文、王韶廉、张如烈、周彬等以及我在复旦大学的同学梁尚勤（原任绍兴县府建设科长）和由他介绍的余世汉（原任绍兴只府财政科员）。

到龙泉后，我叫徐由整担任秘书（编制只有一个秘书.是梁尚勤，徐是我自己任用的）。当初我和“流动剧团”来的人都不认识，主要是山徐由整为我联络。又经我和徐由整以及“流动剧团”中的部分人共同研究后，决定王德建任民政科长兼兵役科长，余世汉任财政科长，邵茶麟任教育科长，范达枚任建设科长兼合作事业室主任，张三扬任政训室主任，葛琴任编审室主任，舒文任民众教育馆长，黄灿任民众剧场主任，阮秀平在八都区长，晏卓任小梅区长，刘照黎任道太区长，彭定爵任安仁区长，王朝闻任县保安警察队政治训练员。“流动剧团”来的其他人员大多数也分派在这些单位工作，较多的在民众剧场及各区。不久，成立了“战时政治工作队”，俞坚任政工队长，杜大公任政工队干事。

政工队名额约三四十人，队员生活费每人每月十二元,主要任务是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如进行文字、戏剧、歌曲、漫画、木刻等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组织农民、青年、妇女等救亡协会，推行二五减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宣传开荒，推广冬种，协助召开保民大会等。政工队下属按区分成几个分队，有时集中，有时分散。队员的流动性较大，除队长、副队长、干事外，其余队员一般由队长决定离补，按月报名册领取经费。政工室除副主任外，只有二、三名工作人员，主要是主管政工队的工作和附带编印《龙泉快报》（原由编审室编，后由政工室兼办，是油印品）。

有一天，徐由整悄悄告诉我说，张三扬曾到平阳老红军（栗裕领导的）根据地去过，业已经接上关系了。还说龙泉的新四军留守处，负责人是老红军张麒麟、曹景恒等，也已经联络上了。我问徐由整，我参加共产党可以否？徐笑笑说，还是不加入对工作更有利一些。

相隔不久，我为了调整县府办公用房，有一天带了警卫员到中心小学去看房子（县中心小学在县府紧隔壁，有门可通），无意中遇到邵荃麟、张三扬、葛琴、俞坚等一些原“流动剧团”的人在一间房里开会，邵等见我来，就让出中间一个位置请我坐，我原以为他们可能是一种联谊会，所以就开玩笑说：“这是Chairman（主席）的坐位。”我没有坐就走开了。后来我想到徐由整也在那里，还有个别我不认识的人，我估计可能是共产党开的什么会。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县成立抗日自卫委员会，事前徐由整问我新四军留守处方面可否也邀请派人参加，我表示同意。开会时，他们派了刘清扬来参加，，也担任了委员，还作了简短的讲话，主要说了国共合作后的形势，强调加强团结，一致抗日。会后，刘曾到我办公室坐了一憩，他表示赞成我们的施政纲领，並希望龙泉能做个样子，扩大影响。我也把争取在六个月之内将群众发动、组织起来的基本工作要求告诉了他，希望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此后不久，刘清扬曾偕同吴毓、傅振军带了平阳老红军方面的介绍信前来看我，说他们有个“红军抗日救亡工作团”（大体名称）将在龙泉开展工作，共有十数人，包括张麒麟、曹景恒等，要求我给予支持和工作方便，并维护他们的安全，我表示同意，并叫徐由整转告八都区长阮秀平（因红军根据地宝溪、住溪一带归八都区管辖）。不久后，有一批红军北上抗日，由邵茶麟、张三扬等在民众剧场主持召开欢送会，刘清扬也来了。刘见到我，对我们的工作谈了些鼓励的话，说龙泉对外名气很大，今后要设法在群众工作上扎下根，等等。

约在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由于早先我曾和徐由整谈过如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和张麒麟见见面，所以有一天徐告诉我说，张麒麟现在城里，请他到县府来不便，最好还是我们去民众剧场看他。我们到了剧场，就在楼上一个办公的地方见到了他。谈话时就我们两人，徐到下面去了。张说自己是江西人，我说自己是湖南人。张说湖南、江西都是吃辣椒的。接着我向张说明自己来龙泉的经过。张向我谈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及当时全国一致抗日的形势。我对他说，龙泉的地形很有利，加上你们的群众基础很好，如果敌人进犯，要全靠你们文持。我还把准备将分散在地方上绅手里的枪支弹药集中起来（全县约有儿十支），并要大户出钱，组成抗日自卫队等打算告诉了他。张说，龙泉群众生活很苦,但八都区的大户却很富。并举例他所在的住龙乡一家姓张的大山主，占有的山林达数十里方园。因他急于要回山里去,说了些鼓励的话便告别了。

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间的一天，我到民众剧场看他们排演，在楼上遇到吴毓（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因过去曾见过一面，两人就攀谈起来。他说，你们六月三日在公众运动场举行的“县长补行宣誓典礼”大会，搞得很成功，几千农民进城参加，说明政工队的工作搞得不错，群众工作很有成效，並抵制了外界传播你唐某人已撤职的谣言。我说，这主要还是靠你们的支持才有可能。我问他对抗战形势的看法。他说，目前敌人集中兵力重点进犯中原，浙江暂时稳定，但迟早还是要进犯的，温州就有可能登陆，所以要趁机抓紧做好后方准备。他特别提醒我要抓紧多储备粮食和食盐。我说,已叫交易公店向温州购储。他说粮食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在龙泉当地发动群众开荒，並多种冬作，盐可以多储备一些。

从一九三八年四、五月以后，龙泉县政府开始陆续接到当时省政府或专署密令，内容大多是说，接（国民党）省党部公函，据报龙泉县府内共产党员很多，施行赤化政策，以及说我和老红军张麒麟等有联系，也有从重庆国民党中央接到同类控告后转省发下要我呈复的。后来，又有直接指名控告邵荃麟、徐由整、俞坚、舒文、杜大公、曹华、黄灿、丁浩等的信陆续地、重复地发下来要县府复，例如说部是中共龙泉县负责人，徐是老共产党员、我的左右手，舒文以二五减租煽惑农民，杜大公下乡开保民大会宣传共产、推行苏维埃，其他的也都说是共产分子、常在乡下秘密开会等等。对于这些来电来文，一般我都叫徐由整拟稿呈复。徐于一九三八年底离开后，则交给俞坚、舒文或杜大公看后再研究对策。复文内容一般都是说，经查这些人亚非汉奸，也未发现有违反“三民主义”的言论行动，所做的工作也是与中央（国民党）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和浙江省（国民党）“战时政治纲领”相符合的。当时一般经呈复后，就无下文。唯有邵荃麟、徐由整，因（国民党）省党部等对省府书面、口头提出多次，虽经儿次辩说，仍无济于事。后黄绍竑亲自找我谈话说，为了缓和党政矛盾，最好将邵、徐二人调离龙泉，并说这是“退一步，进两步”。经我回来和邵、徐等研究，他两意见为了坚持龙泉，同意离开自行谋职，但要我转达黄绍竑，希望他以后不要再让步。我将此意见转达给黄，黄表面表示同意。就在这年冬季，邵、徐离开了龙泉。张三扬先于邵、徐二人之前也离开了。张走后，由舒文继任政工指导室副主任，杜大公任政工队副队长。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举行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在这一年六、七月间的一天下午，杜大公突然跑来告诉我说，张麒麟在汽车站被警察抓走了。我正准备向县警察所在询，警佐周诚已前来报告，说他们在汽车站查到了老红军首领张麒麟，现扣留在警察所，问我如何处置。我说先由我对他审讯再说。说着，就向警察所走去，因张和我一年前由徐由整安排在民众剧场秘密会晤过一次，我怕被周诚看出来，而周是个大腹便便的胖子，所以我就故意抢前走得很快，使周跟在我后面距离较远。到了警察所，我看到张坐在所长室，外边有几名警察守着，我就装着素不相识的样子，故意用训斥的口吻大声喊道：“你就是张麒麟吗？跟我来！”说着，张就随我到了我的办公室,周诚他们未再跟随。我怕有人来，就打开秘书梁尚勤的卧室(当时梁正到南岳受训不在家），叫张进去。我先对张说：“现在龙泉环境日益恶化，外来特务也有，千万不能麻痹啊。”张说自己是从丽水回来，未加注意。我问他形势如何？他说：“现在就是要防止蒋介石投降，但全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日益壮大，也不怕他。”我说：“如果蒋介石投降，我不愿当亡国奴，一定上山来投靠你们。”张说：“现在你还是要坚持下去，做好群众工作。”因为不宜久留，我就把杜大公叫来，並向妻子卢景熹取来钥匙，将县府后门（离我的卧室很近）打开，嘱社大公将张送走。事后杜告诉我，他沿山一直护送张到牛头岭，已安全离开了。此后，周诚见到我一直不提此事，我也佯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又一次，俞坚来告诉我，说有两名中共党员，庆元人,在乡下某地被警察抓住，已带到县警察所来，还有两包文件资料，等等。经过研究，由我向警佐周诚查明后，我对周说：“这种问题我们不好处理，而且是庆元人，我恰有事去丽水，还是交给我带到丽水专员公署请示处理算了。”周只好同意。我就向省办浙江造纸厂（设在龙泉）厂长朱尊民借了一辆小包车，由我和俞坚连同这两个人一道到了丽水，一下车就把这两人放走了。回龙后也从未提起。

一九三九年底，国民党省党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加强了反共，他们为了控制民众运动，决定在各县建立所谓“战时青年服务队”的组织，当时龙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何景元（兼县三青团负责人）也着手搞起来，开始只有十来人，多半是本地地主绅士的子弟，以此与政工队抗争。到了年底及一九四〇年初，省政府在国民党省党部及三青团的压力下，打算将各县政工队解散，将政工队员经甄别后部分吸收到“青年服务队”中来。虽未正式下令，但有的县已经实行。当时政工队长杜大公找我研究，决定将一部分政工队员撤离，一部分转到其他岗位（仍留龙泉），坚持政工队不结束，保存少数人继续工作。如原政工队骨干李明，就改任民众剧场主任。

我初去龙泉任职时，当时县里有个“社训总队”的组织，是主管县的地方部队和“国民兵”的训练的，人事都由国民党浙江省军管区司令部调派任，同时和国民党省保安系统也有关系，担任社训副总队长的叫丘秀亚，广东琼州人，黄浦军官学校毕业，中校。因他在龙泉已工作了一两年,掌握了各乡镇的一批“国民兵”队附，自成一个系统。约在一九三八年底，八都区长求良儒一次到宝溪乡工作，发现乡长金铭是省保安处情报员，在他办公室的抽斗内还存放着一本龙泉共产党员的名册，把我列为第一名，张麒麟第二名，凡是和我一道去龙泉工作任职的人，包括科长、区长以及其他一般公务人员、政工队员等，大多列在其中。求良儒就把这本伪造的名册交到我处。因金铭与丘秀亚关系甚密，后金向丘承认这本名册是他自己伪造的。据此，我们就以县政府名义将金伪造共产党员名册以及他与丘秀亚关系等向省府写了报告。丘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调离，改派毛顺卿接任县国民兵团副团长（“社训总队”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改名“国民兵团”）。一九四〇年初，毛改调他往，省又委派张琴继任“国民兵团”副团长。约三、四月间的一天，杜大公来告诉我，说张琴以巡防为名，背着我带了自卫队向住龙乡方向进发，意图不明，要我设法把张搞回来。我随即给张写了一封亲笔信，大意是说：得知你带了自卫队去住龙乡一带巡防，那里和福建交界，粮食极为紧张，又值青黄不接季节，当地怎能负担得起几十人的粮食，而且城里另有任务，希接信后立即率自卫队回城。信派人连夜赶送，第二、三天，张就率队回来了。

一九四O年春，形势继续恶化，地方恶势力对舒文、杜大公等人的控告又多起来。一次，黄绍竑通过伍廷题转告我，最好叫舒、杜二人加入国民党，就免得麻烦。我将此意见告知舒、杜后，他们说，龙泉工作要坚持，必要时两人可以离开，但国民党不参加。

一九四O年夏季，国民党将各县政工队长和政工指导室副主任调到浙江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团（设在碧湖）受训，杜大公和舒文也去了。约不到个把月后，我在丽水开建设乡村工业会议时，杜、舒二人突然从碧湖来找我，说训练团内环境对他们很不利，要我通过伍廷飏缓冲一下。我怕他们安全发生问题，就把这情况告诉了伍，要伍注意照顾他们的安全，伍答应告诉黄绍竑。不几天，我回到龙泉后的某日晚上，忽接碧湖训练团政训处长林泽的电话，说社大公、舒文不见了，问是否已回到龙泉，我答没有。他问我是否知道他们的去向？我说，笑话，人在你那里受训不见，反而问我？他无话可答，就搁了电话。后来才知第九区保安司令部奉命准备逮捕他们，由于第九区专员余森文透露了这一消息，由丽水地下党设法通知了舒、杜二人，才得以脱险。之后，我接到舒文、杜大公联名寄来的信，大意是说他们已平安地离开训练团，准备他往，并问他们离开训练团后，我有否受到压力，遭到麻烦，最后说相信今后定有机会再见。信封没有地址。后来知道他们到新四军方面去了。杜、舒离龙后，政工指导室副主任由遂昌转来的政工人员沈以兴继任，政工队长由周鸣剑代理。

一九四O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形势迅速逆转。此时，政工队人员纷纷秘密离去。就在这时，我奉命调离龙泉，回到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处（驻丽水)。在新县长未派定前，指定由县府秘书梁曙光代拆代行。于年底才移交给新任县长崔履堃（他从衢县调入）。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发生了。

我卸任离龙之后，大约是一九四一年春天的某日，泮一尘(此时也已卸任云和县长而到建设厅任视察）突然告诉我，

宣铁吾（省保安处处长，驻金华）刚从龙泉检查工作回来,

现在丽水，说龙泉有人控告我放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准备找我谈话。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宣果然把我叫去了，他说:“这次到龙泉指挥部（指闽浙赣绥靖总指挥部）开会，会上有人说你在龙泉放走了许多共产党员，现在倒反在省做官，逍遥法外。我对他们说，唐本人不是共产党，可能包庇过共产党。不过现在就是有两名警察出面检举你，说你把他们已扣留的龙泉共产党老首领张麒麟放走了，并说你找杜大公用一匹白马将他送走的，到底有无此事？”我回答说，张麒麟我晓得的，但未见到过，检举完全不是事实。按检举所说，这件事至今相隔已一年多，何以我在龙泉时他们不检举？况且那时对我的控告就已很多，连县政府礼堂的柱石漆了红的颜色，都有人告我“以赤色为基础”，为什么放走龙泉共产党首领这样大的事当时无人告我？更何况我并没有什么白马。

我到龙泉是为了抗战，同去的人多数是爱国青年，他们中有无共产党我不知道，只知他们刻苦耐劳，不计报酬，并无违反“三民主义”的言行。问题是那里县党部的一些人，同地方恶势力相勾结，贪污腐化，包揽讼词，做了许多坏事，我们去了，他们不能再胡作非为，所以怀恨在心，一直想陷害于我，袁飞五案件（注）就是突出的例子……。宣听了我的诉述后说：“我知黄主席（指黄绍竑）是很器重你的，龙泉县党部（指国民党）名声确是很坏，既然无共事，只要他们今后不再检举，也就算了。”此事就这样被我搪塞过去了。

又有一天，忽然有个浙大龙泉分校姓陈的军训教官到丽水万象山来看我，说龙泉“国民兵团”副团长张琴被“闽浙赣绥靖指挥部”扣押起来了，表面是为了贪污，实则是逼他交出我当时叫他率自卫队回城的亲笔信。来人说自己是张的同学，此来是受张琴老婆之托，要我通过黄绍竑的关系，设法将张移到省里来“审讯”，免得他为难。我因当时龙泉传来对我不利的谣传很多，又因来人我不熟识，警惕是否故意试探于我，所以就推说我最近不易同黄绍竑见面，至于我那封信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告诉张琴，不妨将信交出去好了。来人说，听讲张已撕毁了。我也不置可否，他就走了。

回想我在龙泉任职三年中，正是国难当头，那时的工作虽很紧张，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然而我们所做的工作，于民族生存有利，于革命事业有利，于人民群众有利，我认为是很有意义和令人难忘的。作为一名爱国者，这里面，我仅仅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工作，但我也为此而感到欣慰。

注：袁飞伍案件见本辑《我的叔父唐巽泽》一文。

（原注：唐巽泽先生解放后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笫一、二、三届省人民代表，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水产厅厅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笫三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文革”期间,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含冤而死。本文系唐巽泽先生生前所作，写于一九六八年八月，本刊在文字上略有删节）

《龙泉文史资料》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