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夕服用五石散，醉酒狂歌空度日。这是独属于魏晋名士的潇洒自在而又包含悲剧因素的场景。魏晋时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彼时，士人开始对传统价值观产生怀疑，他们力争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从传统里解放出来后对生命价值重新定义，或裸裎醉饮，或吃药行散，或扪虱而谈，出现了诸种“以丑为美”的怪异现象，然而这些荒诞不经的现象却体现着强烈的悲剧精神。
魏晋为乱世，这是不争的事实。从黄巾起义到群雄乱战，再到三国割据、八王之乱，战争的车轮滚滚向前从未有过停歇。除战乱外，天灾、饥荒、瘟疫也不断，乱世的直接呈现便是是从汉桓帝到晋武帝年间人口减少了四千万左右。
面对天翻地覆、人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士人心中充满了悲哀和忧伤，开始对人生的意义进行思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人生天极蒂，譬如陌上尘”。人生无常，他们开始忧郁，苦苦思索着怎样才能延续短暂的人生，最终走上了寻求“长生”之路，就这样，魏晋士人服食丹药之风大盛。
阮籍的《怀事·其十》明确说：“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其目的直指“延年”。死的阴影笼罩着人们，生的意志呼唤着人们。在生与死这对人类永恒的悲剧冲突中，魏晋士人开始直面正视生老病死，为了与这种命运抗争，改变这种“天命”，他们企图通过服药来战胜命运，达到长生。然而，这一行动却是悲剧的，众多记载表明：服药不仅没有达到长寿，反而加速了死亡或使其身患重病。
当他们认识到“长生”之路行不通，认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于是，“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成为这一时期士人的普遍心态。魏晋时期士人离不开酒，把酒抬高到和生命同等的地位。王忱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更有甚者将饮酒与名士的评品挂起钩来，王孝伯言：“做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饮酒在魏晋风行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说药、酒展现了魏晋士人生存状态的一种悲剧，那么挽歌所体现的悲剧意味就更加明显了。挽歌“因死而起，为死而歌”，挽歌的抒情功能被扩大与强，往往表达作者对人生的哀挽，也带有自挽的性质。
药、酒、挽歌承载了他们人生的各种价值被摧残、扭曲、异化的情形，展现了士人在悲剧冲突中所受的精神痛楚和精神抗争，因而成为这一时期悲剧精神的外化形式，这就是魏晋悲剧精神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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